——文润生访谈录
受访者：文润生
采访人：邓萦梦、毕晓蕾、何子怡
整理人：邓萦梦
时间：2021年6月15日
形式：邮件采访
采访者：您作为银杏文学社的第二任主编，当时您们刊物选取作品是什么样的标准呢？您能和我们讲一讲《银杏》从最初选作到最终刊印的过程吗？
文：好像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一般都是凭直觉选稿，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大学生都有很好的审美素养，大家都看了很多文学的大部头和文学期刊，具有欣赏文学作品独到的眼力，能够有勇气把自己手写的文字拿出来给大家欣赏，应该是自我感觉不错。而且社刊都是发表本社社员和已经毕业的老社友的作品，筛选起来相对就容易得多。
采访者：第二个问题紧跟第一个问题，也是关于《银杏》文学杂志的。据了解，银杏文学社在第一任主编于坚手里还没有纸质的刊物出版，是以壁报的形式呈现社员作品的。而在您和张稼文老师的努力下，银杏文学社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刊物《银杏》。您能讲一讲这其中的故事吗？(例如：何时产生想有纸质刊物的想法的？刊物的经费哪里来？如何与印刷厂沟通并敲定合作事项？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刊物印刷多少册？)
《银杏》会刊1985年第6期（图片来源：陈勇强提供）
文：我进入大一时就看过一本在中文系学生中流转的油印刊物《犁》，其中有78级中文系李勃、费嘉、80级于坚等一干师兄师姐的作品。我一就看爱不释手却不能拥有。于坚、韩旭等师兄发起成立银杏文学社之初可能也打算要办油印期刊，苦于没有经费，所以就办成了手抄的壁报，大部分作品都是主编于坚、副主编蔡毅等手抄的，那个年代壁报也很流行，我们的《银杏》壁报张贴在在云大本部人人必经的十字路口，上下课时围观的人很多，人头攒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遗憾的是作品不能长期保存和流传。后来文学社影响越来越大，在中文系主任张文勋、云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史宗龙等老师的支持下，《银杏》才办成了油印期刊。再后来云南大学学生会成立了社团部，银杏文学社发展成了全校性的文学社团，校学生会有打印机，我们的刊物就是在校学生会打印完成的。打印的过程我几乎都有参与，作品都是手写的，负责打字的是理科生，遇到字迹潦草的只有干瞪眼，因此刊物校对工作量也很大。在那个会打字的理科生退出后，我们只好把作品拿到昆明的街头油印部去打印。因年代久远，当年每期具体打印多少本我都记不得啦。
采访者：您们当时文学社的活动经费来源是什么？学校支持和社员缴纳社费吗？您们有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来支持您们来维持银杏文学社日常活动和其他朗诵、聚会等活动？
文：文学社成立之初取得了中文系主任张文勋、李丛中、乔传藻等老师的支持，经常邀请全国全省的文学大咖如曾卓、白桦等来文学社开讲座。后来发展成为全校范围的文学社团后，校团委、校学生会提供了设备，油印刊物打印更加方便，有一段时期还提供了活动场地，在云大东二院2栋学生宿舍1楼开办了银杏文学沙龙，经常有省内的作家诗人光临。在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史宗龙老师的支持下，我们在东二院学生食堂楼上举办过“红五月”诗歌朗诵会，参加者很多，场面蔚为壮观。当然平时的交流活动大部分是在学生宿舍进行的，于坚、韩旭毕业后经常光顾我的宿舍，那时候于坚已经出名，大家都爱和于坚聊天，他仿佛有磁铁般的引力，牢牢的吸引着年轻的缪斯“信众”。八十年代中后期，于坚的诗句“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凡人一样生活”几乎成为云南一代人的流行语。
张文勋先生(图片源于网络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ct=201326592&z=&tn=baiduimage&ipn=r&word）
采访者：当时社里的女生也很活跃，像钱映紫、杨黎坚她们，都是文学社里的活跃分子，请您能说说这些女生的创作情况吗(可举例)？当时社里的这些小伙子是怎样评价这群姑娘的？
左起：数学系的杨恒芬、梁蓓与中文系的金燕、赵白帆 （图片来源：熊伟提供）
文：中文系82级有40多位女生，个个貌美如花，82级文学社积极分子有杨林青、陈丽媛、王英、钱映紫、杨黎坚等，83、84、85级有潘燕、彭彬、仇雪琴、徐玉玲等，理科系有好几个女生相当有文采，名字记不得了。我知道有的女生偷偷的在笔记本上信签纸上写诗或散文，大多属于情窦初开抒发感怀的那种，一些文字是在我死皮赖脸的央求下拿出来发表的。有的女生个性比较张扬如杨林青，她爱喝酒跳舞，每次文学社大型活动都少不了她曼舞一曲，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去了美国。
采访者：您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大理加入“风”文学社，请问您认为当时“风”文学社和“银杏”文学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可以说“风”是“银杏”的延续吗？还是说二者之间在精神内涵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文：“风”在我毕业前就存在了，为首的叫吕二荣，曲靖人，云工建筑系毕业生，笔名林夏，分在大理工作，是我们银杏文学社首任社长朱红东的朋友。后来朱红东、我、钱映紫、郭文平，还有民院的李桂根、张鸿光等等这些大学时就很熟的文学青年先后分回到了大理。工作之余，大家就成天混在一起玩了。于坚也经常从昆明来大理跟“风”们在一起疯，这些时光多次在于坚的文字中呈现。“风”是永远的朋友圈，文学让我们相识相知，而文学只是这个朋友圈很小的一部分，共同的价值观和品味让我们这群人一辈子惺惺相惜，时常相聚直到终老。
采访者：您的笔名“朵美”，是您故乡的名字，想必故乡对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请问您怎样看待您的故乡对您创作的影响？
文：我十四岁上高中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出生的村庄朵美，它在金沙江大峡谷中，一年四季天气干涸炎热，家门口就是大江大河。大学时代我取过几个笔名金沙、金沙子、朵美，于坚说还是朵美好听于是就沿用了下来，作家姚霏(沧浪客)散文《大理小文》写过我笔名的来历，大约就是他说的那个意思。故乡是灵魂的存在，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深入到骨髓中，那时远离家乡交通不便，思念父母，写的文字自然少不了老家熟悉的事物。
金沙江大峡谷(图片源于网络https://image.baidu.com/search/index?ct=201326592&tn=baiduimage&word)
采访者：很多银杏文学社的成员大学毕业以后都很少甚至是不再创作了，只有像于坚这样的少数人在从事着和文学相关的工作，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实问题的？
文：大浪淘沙吧，淘剩下的才是精华。银杏文学社前前后后有那么多社友，成为作家大家的没有几个。这是体制的原因，很多中文系大学生到了体制内，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用在抄写公文上，久而久之创作纯文学却手生了，手笨了，文学诗歌成了遥远的记忆。当年有老师说中文系主要不是培养作家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当然有文学社和中文系培养的扎实功底，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写作公文也应该是最棒的。
采访者：我们从蔡毅老师处得到了部分1985年《银杏》合刊的资料，您担任主编，而副主编叫潘燕，这位成员我们了解不多，您能讲讲她(他)吗？或者是否能回忆起你们作为主编和副主编工作侧重点和配合方面的故事？
《银杏》会刊，1985年5月出版（图片来源：文润生提供）
文：那时候文学社班子是这样搭配的，高一级的担任社长、主编，低一级的分别担任副社长、副主编，也是为了交棒传班下去。社长主要负责社务活动，主编主要负责编务。潘燕是中文系83级的，喜欢写小说散文，是文学社活动的积极分子，于是就选她当了副主编，但是她在编辑方面基本没有履职过，所以后来《银杏》期刊就没有出现过她“副主编”大名了。潘燕大学还没有毕业就与于坚恋爱上了，后来成了于坚的妻子，在云南出版社工作至退休。
采访者：我们现在能从图片中看到，刊物的作品中时常会插入一些很有创意的画作，请问这些画作都是银杏社的成员自己画的吗？还是有邀请设计艺术系的同学参与制作？因为我们从第六任社长朱兴友处得知，他在任时刊物的插画是由美术系的非文学社成员的同学创作的。
《银杏》会刊（图片来源：文润生提供）
文：是文学社社友中有会画画的做了插图，有的期插图多，有的插图少，每期的情况不一样。
采访者：我们看到1985年合印的这一本《银杏》中栏目与栏目的分界线完全是由重复构成的，非常有趣味性，这和朱兴友老师提供的后期杂志的栏目定名(一般是从该栏目下取一篇的名字定名)很不一样。这个栏目的定名是主编自己决定吗？那您还记得当时这期《银杏》栏目这样定名的原因吗？
文：是当时这期《银杏》栏目这样定名的，“哥们的亮嗓”是81级就要毕业走向社会的五位男生的专辑，“银杏树下”则是82级和82级以下的男生专辑，“女孩子的七弦”顾名思义就是女生专辑了，“社友们”则是80级已经毕业的师兄作品。每期都会根据社员和作品的变化情况起名。
采访者：据了解您毕业之后就去了大理电视台工作，因为您们当时的工作基本上是分配制，您在可选范围内为什么选择了进入电视行业？您认为文学社的经历会对电视台的工作产生何种影响？
文：八十年代中文系爱好写作的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分配到文学社刊工作，以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为荣。毕业前夕省文联《大西南文学》(《边疆文学》)召集了82级8位爱好写作的同学到编辑部进行了书面考试，写一篇外国短篇小说观后感，经过评议后编辑部最终确定并向学校发函要我，于坚特地交代我去把长发剪短并领着我拜见了编辑部的各位前辈，待到毕业分配时却是另外一个没有参与考试的男同学被分到了省文联，我则分回到了大理。好在大理州广播电视局也派人到学校考察大理籍中文系毕业班学生，校党委宣传部长史宗龙老师特别推荐了我，于是我被分配到了大理电视台工作，成了大理电视台最早的具有大学文凭的文字编辑和记者。每天与高大上的时政新闻打交道，但是诗歌文学情未了，1990年我开办了一个大型电视杂志栏目叫《大理风》，其中设了一个板块“诗苑散步”，把诗友的诗作演绎成MTV一样的作品，这在当时在全国来说还是不多见的，我还与大理州文联合作举办了大理州首届电视诗歌大奖赛，直到前些年与诗人潘洗尘合作举办“天问诗歌节作品朗诵会暨颁奖典礼”，把全国各地知名的诗人请到大理电视台演播厅与大理本土播音员主持人一起登台朗诵诗歌。
采访者：银杏文学社来自大理的成员还是非常多的，像钱映紫老师、朱红东老师、郭文平老师等，在文学社内部是否存在同乡创作互相影响的情况？您们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竞争(竞争是指在文学创作上互相激励、“攀比”)吗？
文：我们后来成了终生的朋友，可是除了钱映紫以外大家都很少涉猎文学了。
采访者：您是第二任主编，您当上主编是于坚老师直接任命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他选择您？您认为你们那一拨人中，您的独特之处或者优势是什么？
文：应该是是于坚、朱红东、韩旭他们几个共同确定的。我在高中时期就爱好文学写作，在母校鹤庆一中读书时担任“鹤中青年”壁报主编，有编刊物的基础。我来自乡村，天性老实随和，与大家相处得来，这也许是他们选择我当主编的原因。
采访者：郭文平老师和您一样进入大理电视台工作了，在工作上你们是好兄弟好帮手。那么在公事以外两人会时常回忆、谈论“银杏”时期的故事吗？您如何看待这一段青葱岁月？
文：我1986年7月分配到大理电视台，郭文平分配到大理医学院，钱映紫分到大理师范。那时候的电视台是“新兴媒体”,是时代的宠儿，但是文字工作者奇缺，我办栏目时人手不够，就请郭文平、钱映紫等来参与客串文字写作，他们俩都先后调进了电视台。后来郭文平和我一起当了副台长、再后来他当台长我当总编辑，我们把一生都献给了新闻宣传事业。当然闲暇时我们偶尔也会怀念一下大学时代那段青葱岁月，就像一首歌中唱到的：“想起了你，如此美丽，想起了你，如此遥远”。
采访者：在文学社期间是否仍有遗憾，是否仍有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情？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回到那时候，你会如何做？
文：哈哈，回不去了。如果能回到过去，我可能会成为在于坚之下、与云南几个重要诗人比肩的诗人。
采访者：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银杏文学社时期)您自己的诗歌创作，您如何评价？您认为有哪些东西是您今天的写作已经不会有的？或者换一种问法，您认为自己后期的创作和大学时期创作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文：今天翻看《银杏》，的确有一些文字显得很稚嫩，缺乏历练打磨。但是所有的文字无不是那个时代我们那群人心灵火花的记录，真真切切，有青春的忧伤彷徨，也有时代的昂扬奋进。八十年代是一个崇尚文学敬重大师的年代，写诗成为当时的流行时尚，诗歌的荷尔蒙在大学的空气中弥漫，银杏树金黄的叶片上留下了多少少男少女真情告白。而今已经年过半百的我，自觉身心俱疲，诗意消失殆尽，只能在回首银杏文学社的往事中找回一点点诗歌的灵光，依稀看见缪斯女神在遥不可及的山巅向我招手。
《银杏》会刊（图片来源：谢竺轩提供）
采访者：在诗歌创作中，您是否有过停滞的现象？觉得似乎灵感消失了，没有诗情了？您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我一直忙忙碌碌，大量的精力都耗在写作电视新闻稿和解说词上，新闻的采写与现代诗歌语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久而久之，缪斯女神离我远去了。2003年，我被安排到省委党校离职学习一学期，学习之余，萌生了重操旧业写诗的念头，在手机上用手写笔划了20多首诗，遗憾的是后来手机砸烂了诗作也随手机尸骨无存。回到单位后我又在新浪网上开了博客，写下了一些心情文字，而繁重的工作和各种会议让人无法做到心无旁骛，最终我的博客还是没有坚持下来。
采访者：现在文学社成员仍然保持了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仍然有很多的社员努力创作，作为前辈，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文：文学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任凭风吹浪打也初心不改，一直持之以恒写下去，即使成不了于坚，能够修身养性完善自我也是一种“活”的境界。
采访者：好的，非常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